可见对于听众而言，他们既不能干预法官司法判决的写作，一般也难再见到法官以反复陈述意见而影响法官制作判决，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宣判之日等候法官宣判。
对于他们的理论得失及其是非功过，我们更应该进行具体的分析。该文凭什么就说我国刑法理论将意欲理解为意志？罪过理论中情感因素的阙如有着特定的具体的时代条件的原因（已有专文论述），暂且不说，单就该文为解决这一问题，认为应将情绪在意志中进行确认（即将刑法理论中的希望仅具有意志上的意思解释为兼具情感和意志上的意思），却是没有将历史上形成的理论不足引向正确发展的道路，其结果就可能事与愿违。
（4）一定的情感虽然是任何罪过心理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但其法律意义与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相比较，却显然是等而下之的。两者的区分使两者各有自己的意义。综合前述对刑法学者们将情绪、情感纳入罪过理论探索之路的具体分析，笔者认为，要想成功地将情感因素纳入罪过理论之中，我们必须坚持如下三个原则。而正所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传统刑法学者则只取意志上的希望之意。[③] 参见陈兴良著：《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犯罪也就往往是在应激的情绪状态中发生的。2）情感动机在日常生活中，人的各种活动都是受动机支配的，人们常常使用动机一词来指行为的原因。凡私有财产，非有公正补偿，不得征为公用。
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决定时没有必须说明理由的义务。对于大量适用非正式程序作出的行政裁决，其说明理由问题仍然有待解决。笔者认为，正当法律程序的判断标准最好是一个形式标准，具有直观性，从程序的外观上就可以判断其是否具有正当性，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消除人们的认识分歧。正当程序是一种高级法(the highest law)。
在正当法律程序的判断标准问题上，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很有启发意义。该判例认为福利津贴是有资格领取人的法定请求权，其性质类似财产权，同样受宪法正当法律程序的保护，从而扩大了正当法律程序的适用范围。
[54]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更是明确宣布，行政机关必须说明行政决定的理由，……这是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其次，败诉人一方有权知道他为何败诉。如果某一判断主体基于某种特殊利益的考虑，故意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就无法与之进行正常的对话，也就不可能达成关于程序正当性的共识。[14]Jack M. Beermann, Administrative Law, Aspen Law Business, 2000, p. 123.。
[19]本案的事实是，一个中学生受到停学10天的处分，校方根据一项法律的规定，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听证。然而，最高法院认为事后听证和审查是不够的。[62]See H.W．R. Wade, Administrative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479.。[61]同时，正当程序还是检验、衡量法定程序是否合法的准据。
笔者认为，从交往行为理论交往合理性的视角，并从前述一个理性人能够接受的标准、判断标准不能过于复杂、符合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这几项要求出发，正当法律程序的判断标准应当确定为排除偏见、听取意见和说明理由这三项核心要素。法院认为这种事前的正式听证，使政府的负担过重，因为政府的财政和行政资源总量是有限的。
这正是人们对正当法律程序的内涵及其判断标准常常发生争议的原因—从某一种观点来看是合理的东西，换一种观点来看完全有可能是不合理的。在司法实践中，裁决主体是否存在偏见的判断标准主要有两个：一是偏见的确实可能性（reallikelihood of bias)。
因为说明理由（论证）使得沟通过程中的行为主体能够通过反思进行自我控制。[62]在某些紧急情况下，听取意见和说明理由的要求也存在特例。如果国会制定的法律剥夺个人的生命、自由或者财产，不符合公平与正义的标准时，法院将宣告这个法律无效。在任何刑事案件中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57]美国行政法上的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对WTO有关协定产生了直接影响。这个指导原则的主要精神是衡量各方面的利益，即，衡量私人利益和政府利益，衡量行政机关所使用的程序和增加程序保障或者采取其他替代程序可能带来的效益和所花费的费用是否相当。
因此，正当法律程序是一个灵活适用的程序，它只要求某种形式的听证（some kind of hearing)，而不要求固定形式的听证。因此，了解行政决定的理由是一个健全的司法审查制度不可缺少的部分。
在英国法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虽然自然正义原则的确切内容不时出现难题，但它的普遍适用性却从未受到怀疑。从这个假定可以推出，行政机关负有解释它为什么偏离过去的原则的义务。
事实上，在《联邦行政程序法》制定以前，法院已经要求行政机关的决定必须说明理由。这项命令背离了州际商业委员会关于对运输途中的谷物收取检验费用的长期存在的规则。
[11]自美国以后，许多国家的宪法或者宪法性法律都对正当法律程序作出了规定。在我们有责任说明某项行政裁决是正确还是错误之前，我们必须知道这一裁决的含义是什么。1．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程序的正当性或者说合理性有一个度的问题。[42]H. W. R. Wade, Administrative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p.548.[43]沃尔夫法官（Woolf LJ）在1987年的一个案件中说，没有哪一个单独因素比行政机关说明决定的理由的一般义务的缺乏更阻碍英国行政法的发展了。
根据著名法官丹宁勋爵( Alfred ThompsonDenning）的考察，正当法律程序的概念第一次在成文法上出现，可能是1354年爱德华三世第二十八号法令第三章的规定：未经法律的正当程序进行答辩，对任何财产和身份的拥有者一律不得剥夺其土地或住所，不得逮捕或监禁，不得剥夺其继承权和生命。See H. W. R. Wade, Administrative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469-470.[5]See H.W．R. Wade, Administrative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466-469[6]See H. W. R. Wade, Administrative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466.[7]P. P. Craig, Administrative Law, Sweet＆Maxwell, London, 1983，p. 294.[8]H.W．R. Wade, Administrative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468.[9][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李克强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二是偏见的合理怀疑(reasonable suspicion of bias)。最高法院在1975年的戈斯诉洛伯兹案( Goss v. Lopez）中明白表示了这一观点。
[25]正当法律程序的灵活性和可变性，使得它恰如一张博登海默（E. Bodenheimer）所说的普洛透斯之脸(a protean face)。③政府的利益，包括增加的或者替代的程序可能带来的财政和行政负担。
当我们仔细查看这张脸并试图解开隐藏在其表面之后的秘密时，我们往往会深感迷惑。此外，正当法律程序还是一项不断进化的概念，过去的原则将在未来的经验下重新受到评判（J. Harlan)。[10]肖蔚云等编：《宪法学参考资料》（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37页。说明理由自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有学者提出法制程序化的论题之后，法律程序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法制建设和学术研究的焦点问题。
针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弊病和合法性危机，在德国理性主义哲学和社会学传统的基础上，他综合运用当代语言哲学和批判理论，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希望以交往理性取代工具理性，通过交往行为的合理化来构建合理化的社会。1701年，首席大法官霍特（Chief Justice Holt）在另一个案件中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由于伤残津贴不涉及生存问题，所以，在决定终止之前不要求必须举行口头的听证。Jack M. Beermann, Administrative Law, Aspen Law＆Business, 2000，pp. 119-123.[19]Goss v. Lopez, 419 U. S. 565 (1975).[20]参见前引[14]王名扬书，第409-410页。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19页。听取对方意见，英美法系的术语称为听证(hearing)。
